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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十年来，广西大学栉风沐雨、筚路蓝缕，弦歌不辍，薪火相传，西大今日的办学成就建立在无数先贤呕心沥血砌就的基业之上。广西大学在建校90周年之际，特推出“历史名人在西大”系列文章，介绍不同时期对西大发展做出过突出贡献的代表性人物，展现不同历史阶段的教育者为西大发展进步所作的艰难探索。
陈寅恪：百年一遇的国学大师
笔者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，曾听一位在中山大学读书的乡友说：陈寅恪双目失明以后，做学问时叫他的学生兼助手查资料，能随口说出某某内容在某某书中的多少页。当时笔者听罢惊为天人。
可以这样说：陈寅恪是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人物。他集历史学家、古典文学研究家、语言学家、诗人于一身，可谓百年难见。尤其是他在国民党专制之年， 提出“独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”的观点，更让人感知他的人格魅力。
没有一张文凭，却誉满天下
陈寅恪，字鹤寿，江西九江市修水县义宁客家人，生于湖南长沙，祖籍福建上杭，属于“官二代”，出身“文化贵族”世家。祖父陈宝箴，以举人的身份曾先后任浙江及湖北按察使、直隶布政使、兵部侍郎、湖南巡抚，被曾国藩称为 “海内奇士”。他为政开明，是维新派的骨干，被光绪帝称为“新政重臣”。笔者家乡全州有赵润生者（晚清名御史赵炳麟之父），中进士后以候补知县外放湖南，只因“性朴讷”，且囊中羞涩，故不为上司所喜，初放湖南，并无一差一委， 直到务实的陈宝箴当巡抚，才补了个实职。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，光绪十五年（1889 年）进士，为同光体诗派代表人物，平日以天下兴亡为己任，喜与黄遵宪、杨锐、刘光第以及梁启超、熊希龄等人交往，本来在吏部做事，却不惯官场，三年后离职到湖北襄助父亲去了。1898 年，百日维新失败，慈禧太后垂帘听政，陈宝箴和陈三立被革职，两人永不叙用。卢沟桥事变，八十五岁的陈三立忧国忧民，绝食绝药而亡。
因为出身书香世家，陈寅恪从小国学功底深厚，十二岁随长兄陈衡恪东渡日本，入东京弘文学院就读，与比他长九岁的周豫才即后来大名鼎鼎的鲁迅为同 学。光绪三十年（1904 年）夏，陈寅恪回国，并与五哥隆恪同时考取了官费留日生，于是年秋再返弘文学院，同行者有李四光、林伯渠等人。
因患脚气病，四年后陈寅恪回国调养，病愈后留学德国、瑞士、法国、美国，就读国外一流学校。家境富裕的他，在学校却坚持省吃俭用，每天吃干面包，穿旧衣服，剩下的钱都用来买书。在国外十八年，会各种语言十多种（一说 二十多种），却没有拿到一张文凭。他认为“考博士并不难，但两三年内被一个具体专题束缚住，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”。
冒死逃离香港，结缘广西大学
有言道：宁当太平狗，不作战乱人。在香港不久，太平洋战争爆发，日寇占领香港。陈氏一家一时无法逃离险境，又不愿效力敌伪政权。于是，宁可穷愁潦倒，闲居在家。
陈寅恪一家从香港脱险到桂林，真是死后余生。
他在6月19日写给傅斯年的信中，谈到在香港的危迫情状：
此次九死一生，携家返国，其艰苦不可言尽也。可略述一二，便能推想，即有两个月之久未脱鞋睡觉，因日兵叩门索“花姑娘”之故， 又被兵迫迁四次；至于数月食不饱、已不肉食者，历数月之久，得一鸭蛋五人分食，视为奇珍。此犹物质上之痛苦也。至精神上之苦，则有汪伪之诱迫，陈璧君之凶恶，北大学生之以伪币千元月薪来诱，倭督及汉奸以二十万军票（港币四十万），托办东亚文化会及审查教科书等，虽均已拒绝，而无旅费可以离港，甚为可忧。当时内地书问断绝，沪及广州湾也不能通汇，几陷入绝境。忽于四月底始得意外之助，借得数百港元，遂买票到广州湾，但尚有必须偿还之债务，至以衣鞋抵值始能上船，行李皆须自携，弟与内子俱久患心脏病，三女幼小亦均不能持重物，其苦又可以想见也。
信中所言陈璧君，为汪精卫夫人，时任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。香港沦陷之初，她与伪北京大学校长钱稻孙前往陈寅恪处，迫其出来做事。陈寅恪在床上说因生病，不能动。陈璧君厉声恫吓，而与陈有旧的钱稻孙则说“不要为难病人”。遂去。
同一日，陈寅恪又有信致朱家骅、叶企孙、傅斯年等友人补充写道：“弟于疾病劳顿九死一生之余，始于六月十八日携眷安抵桂林……当时实已食粥不饱，卧床不起……其苦闷之情，不言可知，至四月忽奉骝先（即朱家骅）公密电，如死复生，感奋至极。”
脱离虎口，逃出狼窝，来到暂时安逸的桂林，陈寅恪心情豁然开朗。他在写给好友刘永济的信中说：“扶病就道，一时脱离沦陷区域，获返故国，精神兴奋。”
时桂林为广西的省会，也是抗战时期中国的文化中心之一。此时，大量中央机构南迁，许多文化名人、学者、教授来桂林暂时栖身。中央研究院的物理研究所、地质研究所和心理研究所都迁在桂林良丰。三位所长又都是陈寅恪的好友。其中地质研究所所长李四光，与陈是日本弘文学院的老同学，当时兼广西大学教授，是他经得中英庚款负责人杭立武的同意，推荐陈寅恪留在广西大学任教一年，以解决生计，同时清华大学仍聘陈为中文、历史两系教授（也有书说杭立武与李四光分别同时推荐）。
广西大学能有这样一位学术大师前来任教，已是求之不得的事，而陈寅恪却是迫不得已。尽管他给傅斯年的信中，曾有“重返故国，精神一振，扶病就道， 直抵桂林”的豪言，但因为他所工作的历史语言研究所，此时已迁去四川省宜宾的李庄，交通很是不便，虽然他很想去李庄，李庄的朋友也在翘首盼望，只是陈寅恪的身体有些吃不消。
于是，原本拟继续上路去四川的陈寅恪，因身体原因，就以清华大学教授的名义，受聘于广西大学，任教一年，每周讲课三小时。所聘薪金由中英庚款和广西大学两家合出，只是月薪不多。
陈寅恪初到桂林时，朱家骅电示物理研究所所长丁西林，专程派汽车把陈氏一家接到所里暂住。历经千难万险，死里逃生的陈家，自是百感交集。多年之后， 陈流求有文章回忆：“抵达物理研究所时，天色已全黑，丁伯伯让我们住进他的宿舍里，紧接着研究所的伯伯、伯母们来热情问候，真像回到老家一样。环顾四周，虽是茅草房顶，竹篱夹墙，但是人情温暖，父母的眉头也舒展开了。”
也有书说陈寅恪初到良丰，原想租房居住。但在此期间由于良丰因避难的人口骤增，一时租房不易，他只好住在旅馆，等待广西大学送来与中英庚款会约定之聘书，且一住就是两个多月。
因陈寅恪是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员，老友丁西林得知陈寅恪逃难来到桂林， 一家困居旅馆，既花钱又休息不好时，便派人将陈一家接到良丰，把自己在雁山半山腰的住房腾出一半即两间，让陈寅恪一家居住，一住就是半年。一次大风袭来，一家人眼睁睁看着茅草顶的厨房围墙被风吹倒，无可奈何。陈寅恪常伏案看书写作，所谓的“案”，就是一口大箱子，坐的是一个小木凳，连放脚的地方都没有。半年后才迁到广西大学校园里的“半山小筑”宿舍。
对于陈寅恪这样蜚声国内外的名教授，希望聘请他的人当然很多。迁至乐山的武汉大学文学院拟聘陈寅恪入川讲学。此时刚脱离险境的陈寅恪来说，因家人身体虚弱，惊魂未定，如再度劳顿，长途颠簸，实在吃不消。为此，只好致函恳辞。此外，他还收到中央研究院聘请他为专任研究员的聘书，陈也以同样理由没有答应。
陈寅恪在桂林应不算孤独，新朋旧友时常来看望他。心理研究所所长唐钺， 平时与陈寅恪评点天下大事，纵论时局变化。陈寅恪虽然不是闻一多先生那样的斗士，但他所秉持的“独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”，就决定了他对时局不能置之身外，使自己能对战事做出清醒的判断。同时，信奉佛教的盛成是章太炎、欧阳竟无的学生，从海外学成归来，也在广西大学任教。他读的第一本佛教著作是《大乘起信论》，由于陈寅恪读过梵文原版本，故有请教。针对盛成的老师欧阳竟无认为是伪书的看法，陈认为欧阳的看法是“武断”。盛成到了耄耋之年，都没有忘记这句话。
李四光时更是常来看他。他俩可以说是无话不谈，包括学术、生活。友人不时来探望，使陈一家从惊恐悲凉中，感受到了温暖，心情也要比他携眷逃离香港途中和抵桂之初要好得多。
陈寅恪在西大教书期间，牛津大学派出该校老师修中诚（1883—1956）来桂林专访他。陈寅恪在桂林与他切磋学问一个月，谈得很投机。他们经过多次讨论， 形成了一个宏大的“五年计划”，即集中一批国内学术功底浓厚、外文水平高的优秀学者，用五六年时间，将新、旧《唐书》，以比较形式译为英文；编写出一套三卷约一千五百页、附有地图及索引的英文版的中国历史书等。这个计划曾在1944 年 9 月由修中诚向牛津大学提出。
修中诚对陈寅恪很是佩服，离开桂林后写给牛津大学校长的信中说：
……我们研究中古前期是一个特别困难的年代，西方汉学家对这个时代知之甚少，而陈教授是研究这一时代的大师。我发现，他不但是一个令人钦佩的教师，他很快可以看出一个人研究的途径和真正的问题所在，我亦发现，他用英语陈述他的观点和进行讨论，如同他用中文一样好。再者，他尖锐的批判能力和令人喜悦的幽默感，使得所有的讨论生色不少。因此，对我来说，他不但是一个专家学者，也是一个天生的导师……
在桂林时，一生嗜书成癖的陈寅恪，虽然常埋怨此地藏书太少，平时则常到广西大学图书馆查阅资料。他在所借书的借阅卡上，常常见到一个“黄现璠”的 名字，深为惊讶，以为西大也有与他好学同道之人，诚出意料之外。恰巧，黄教授著有《唐代社会概略》一书，其后，陈寅恪著有《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》和《唐代政治史述论稿》等书，说明两人治学精神与治学态度有相通之处。这黄现璠教授，是陈寅恪好友陈垣先生的门人，师从陈垣治考据学，后留学日本。陈寅恪教授从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