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钱穆

1990年8月30日上午9点15分，在“亚伯”台风的漫天风雨中，钱穆先生在台北杭州南路寓所里无疾而终，平静、安详地走完了他人生最后的一刻。一代大师谢世，隐入历史，享年96岁。

在20世纪中国著名学者群中，钱穆是自学成才的典型。他来自中国社会最底层的乡村，一生没有读过大学，接受现代意义的正规学术训练；更没有出国留学，沐浴西方文化的雨露，完全靠自学苦读成就了一番学术事业，成为著作等身、享誉海内外的学术大师。他在中国乡村中苦思冥索，孤寒拔起，最终站在了20世纪中国学术的最高舞台上。这种特殊的成长环境，不寻常的人生经历，独特的成功之路，铸就了他那不平凡的学术人生。

苏州洞庭西山钱穆墓

按照现代学术分类，钱穆属于历史学家，他早年以考据扬名史坛，中年以后以通识性论著名播学界，是20世纪中国的史学巨擘。中国史学发展到20世纪，呈现出了思潮错落、流派纷呈、诸家并起、众流竞进的多元格局。在多元并进的中国现代史学中，钱穆的史学自成一派，既与民国时期主流史学新考据派互异，也与20世纪后半期居于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不同，他在两派之外自树一帜，是20世纪文化民族主义史学一派的代表人物。有人称钱穆为“百年来中国史学界之第一人”，不免会引发争议，但从他那博大的治史胸襟和著作的宏富而言，是担当得起这一称誉的。

钱穆以史学成名，但他的学问又不仅为史学所限，其治学出入经史子集四部，可以说是集传统国学于一身，是20世纪中国国学界少有的一位“通儒”。当今的学科分类深受西方的影响，愈来愈趋向于专门化，像他这样学贯四部、著作等身的著名学者愈来愈少了。从这个意义上而言，钱穆的逝世的确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结束，即传统国学的终结。所以有人把他称为“我国最后一位国学大师”，“从今以后，一人学贯四部的学风将成绝响”。

1984年7月，钱穆与子女在香港中文大学校园

钱穆学贯四部，著述达千万言以上，但是他研究学问的最后归旨则落在文化问题上，他学问的宗主和人生的终极关怀是关心中国文化的传承，也就是在西方文化的震荡、冲击下，中国传统文化究竟何去何从的问题。他一再告诫国人：“你是中国人，不要忘了中国，不要一笔抹杀自己民族的历史与文化”；他也从不掩饰自己一生教授学生的目的就是要为中国文化招魂，为中国文化招义勇兵。在他那96岁的生命历程中，刻刻不忘中国文化，时时以阐扬中国文化精神为己任，始终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内在生命力抱有坚定的信心。

钱穆自18岁时初登杏坛，先在苏南一带做了十八年的中小学教师，然后走上大学讲台，主讲南北各大学，直到92岁在台北素书楼告别讲坛，从事教育工作长达七十多年。特别是1949 年南走香港，在“手空空，无一物”的艰难困苦下创办新亚书院，为香港地区培养了大批弘扬中国文化的学术人才。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，由学者出任大学校长，兴为教育卓有成就者不乏其人，但是像钱穆这样在毫无依凭的情况下赤手空拳、白手起家创办新亚书院，并使其在国际上享有盛誉却鲜有其人。就此而言，钱穆不仅是中国现代的著名学者，也是一位了不起的教育家，在20世纪的中国教育史上也书写下了人生的辉煌。

钱穆与新亚书院教职工在一起

钱穆的一生与20世纪的中国同行，差不多可以说是20世纪中国学术的全部见证人。在20世纪中国的学术星空中，曾经产生了不少震烁一时的耀眼星星。在斗转星移间，许多人却转瞬即逝，难觅踪影，而钱穆这个从乡村泥土中掘起来的学问家却随时代的推移而愈加“充实而有光辉”。钱穆用一生心力凝结而成的人文思想，是现代中国学术思想史上一座不朽的丰碑，是振兴民族文化的富矿。当今国内的“国学热”持续升温，重新认识国学价值，弘扬民族传统文化，已成为华夏子孙的共识。志在国学、著作等身的一代大师钱穆对中国历史文化的“温情与敬意”，“一生为故国招魂”的志业，正在被愈来愈多的国人所了解和认识，愈来愈受到国人的尊敬和推崇。

钱穆生前曾说：“古来大伟人，其身虽死，其骨虽朽，其魂气当已散失于天壤之间，不再能抟聚凝结。然其生前之志气德行，事业文章，依然在此世间发生莫大之作用。则其人虽死如未死，其魂虽散如未散，故亦谓之神。”这话同样也适用于钱穆他自己。一代宗师钱穆先生虽然已隐入历史，但是他以其学问思想、人格情操为这个时代树立了一典型，“其身虽死，其骨虽朽”，但他的学术思想、精神志业终将传诸后世，流布于天地之间。诚如他的学生余英时所言：“钱先生走了，但是他的真精神、真生命并没有离开这个世界，而延续在无数和他接触的其他人的生命之中”，融入到哺育和培养他的民族文化的大生命之中。

这里我们借用钱穆的学生严耕望对他的评价作为本书的结尾：“近六十年来，中国史坛甚为兴盛，名家大师辈出。论根底深厚，著作宏富，不只先生一人；但先生才气磅礴，识力深透，文笔劲悍，几无可伦比。直到晚年，后辈学人从先生问学，仍常感到先生思如泉涌，能随时提出新观点。退而思之，大多实有理据，并非恣意想象之说。惟先生天分太高，所提论点，往往如天马行空，读者未必人人都能理解，都能接受。但先生任何论点，多富启发性，好学深思者，读先生书，不论能否接受，皆能获得一些启示，激发读者别开蹊径，不致执着，拘守成说，不能发挥。此为先生著作除了建立本身论点之外，对于史学教育之另一项贡献，殊为难得！先生今以九六高龄谢世，亦标识前一辈史学界之落幕。先生虽已作古，但遗留述作极为丰富，供今后学人含英咀华，必将有更深远之影响！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