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钱穆
1990年8月30日上午9点15分,在“亚伯”台风的漫天风雨中,钱穆先生在台北杭州南路寓所里无疾而终,平静、安详地走完了他人生最后的一刻。一代大师谢世,隐入历史,享年96岁。
在20世纪中国著名学者群中,钱穆是自学成才的典型。他来自中国社会最底层的乡村,一生没有读过大学,接受现代意义的正规学术训练;更没有出国留学,沐浴西方文化的雨露,完全靠自学苦读成就了一番学术事业,成为著作等身、享誉海内外的学术大师。他在中国乡村中苦思冥索,孤寒拔起,最终站在了20世纪中国学术的最高舞台上。这种特殊的成长环境,不寻常的人生经历,独特的成功之路,铸就了他那不平凡的学术人生。
苏州洞庭西山钱穆墓
按照现代学术分类,钱穆属于历史学家,他早年以考据扬名史坛,中年以后以通识性论著名播学界,是20世纪中国的史学巨擘。中国史学发展到20世纪,呈现出了思潮错落、流派纷呈、诸家并起、众流竞进的多元格局。在多元并进的中国现代史学中,钱穆的史学自成一派,既与民国时期主流史学新考据派互异,也与20世纪后半期居于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不同,他在两派之外自树一帜,是20世纪文化民族主义史学一派的代表人物。有人称钱穆为“百年来中国史学界之第一人”,不免会引发争议,但从他那博大的治史胸襟和著作的宏富而言,是担当得起这一称誉的。
钱穆以史学成名,但他的学问又不仅为史学所限,其治学出入经史子集四部,可以说是集传统国学于一身,是20世纪中国国学界少有的一位“通儒”。当今的学科分类深受西方的影响,愈来愈趋向于专门化,像他这样学贯四部、著作等身的著名学者愈来愈少了。从这个意义上而言,钱穆的逝世的确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结束,即传统国学的终结。所以有人把他称为“我国最后一位国学大师”,“从今以后,一人学贯四部的学风将成绝响”。
1984年7月,钱穆与子女在香港中文大学校园
钱穆学贯四部,著述达千万言以上,但是他研究学问的最后归旨则落在文化问题上,他学问的宗主和人生的终极关怀是关心中国文化的传承,也就是在西方文化的震荡、冲击下,中国传统文化究竟何去何从的问题。他一再告诫国人:“你是中国人,不要忘了中国,不要一笔抹杀自己民族的历史与文化”;他也从不掩饰自己一生教授学生的目的就是要为中国文化招魂,为中国文化招义勇兵。在他那96岁的生命历程中,刻刻不忘中国文化,时时以阐扬中国文化精神为己任,始终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内在生命力抱有坚定的信心。
钱穆自18岁时初登杏坛,先在苏南一带做了十八年的中小学教师,然后走上大学讲台,主讲南北各大学,直到92岁在台北素书楼告别讲坛,从事教育工作长达七十多年。特别是1949 年南走香港,在“手空空,无一物”的艰难困苦下创办新亚书院,为香港地区培养了大批弘扬中国文化的学术人才。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,由学者出任大学校长,兴为教育卓有成就者不乏其人,但是像钱穆这样在毫无依凭的情况下赤手空拳、白手起家创办新亚书院,并使其在国际上享有盛誉却鲜有其人。就此而言,钱穆不仅是中国现代的著名学者,也是一位了不起的教育家,在20世纪的中国教育史上也书写下了人生的辉煌。
钱穆与新亚书院教职工在一起
钱穆的一生与20世纪的中国同行,差不多可以说是20世纪中国学术的全部见证人。在20世纪中国的学术星空中,曾经产生了不少震烁一时的耀眼星星。在斗转星移间,许多人却转瞬即逝,难觅踪影,而钱穆这个从乡村泥土中掘起来的学问家却随时代的推移而愈加“充实而有光辉”。钱穆用一生心力凝结而成的人文思想,是现代中国学术思想史上一座不朽的丰碑,是振兴民族文化的富矿。当今国内的“国学热”持续升温,重新认识国学价值,弘扬民族传统文化,已成为华夏子孙的共识。志在国学、著作等身的一代大师钱穆对中国历史文化的“温情与敬意”,“一生为故国招魂”的志业,正在被愈来愈多的国人所了解和认识,愈来愈受到国人的尊敬和推崇。
钱穆生前曾说:“古来大伟人,其身虽死,其骨虽朽,其魂气当已散失于天壤之间,不再能抟聚凝结。然其生前之志气德行,事业文章,依然在此世间发生莫大之作用。则其人虽死如未死,其魂虽散如未散,故亦谓之神。”这话同样也适用于钱穆他自己。一代宗师钱穆先生虽然已隐入历史,但是他以其学问思想、人格情操为这个时代树立了一典型,“其身虽死,其骨虽朽”,但他的学术思想、精神志业终将传诸后世,流布于天地之间。诚如他的学生余英时所言:“钱先生走了,但是他的真精神、真生命并没有离开这个世界,而延续在无数和他接触的其他人的生命之中”,融入到哺育和培养他的民族文化的大生命之中。
这里我们借用钱穆的学生严耕望对他的评价作为本书的结尾:“近六十年来,中国史坛甚为兴盛,名家大师辈出。论根底深厚,著作宏富,不只先生一人;但先生才气磅礴,识力深透,文笔劲悍,几无可伦比。直到晚年,后辈学人从先生问学,仍常感到先生思如泉涌,能随时提出新观点。退而思之,大多实有理据,并非恣意想象之说。惟先生天分太高,所提论点,往往如天马行空,读者未必人人都能理解,都能接受。但先生任何论点,多富启发性,好学深思者,读先生书,不论能否接受,皆能获得一些启示,激发读者别开蹊径,不致执着,拘守成说,不能发挥。此为先生著作除了建立本身论点之外,对于史学教育之另一项贡献,殊为难得!先生今以九六高龄谢世,亦标识前一辈史学界之落幕。先生虽已作古,但遗留述作极为丰富,供今后学人含英咀华,必将有更深远之影响!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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