纪事|四大导师聚散,清华国学研究院兴衰

时间:2022-12-14 19:21:13 | 浏览:2921

1925年9月9日,清华学校举行新学年开学典礼。这一年,对“清华”而言是至为关键的一年。因为“清华”正经历着从一所留美预备学校向一所真正大学的过渡。在这个方兴未艾的过渡期,清华出现了一个既不属于留美预备班,也不属于大学部的学术机构——清华国

1925年9月9日,清华学校举行新学年开学典礼。这一年,对“清华”而言是至为关键的一年。因为“清华”正经历着从一所留美预备学校向一所真正大学的过渡。在这个方兴未艾的过渡期,清华出现了一个既不属于留美预备班,也不属于大学部的学术机构——清华国学研究院。

“国学”原本是相对“西学”而言。五四前后,一方面人们对新思想、新科学的热情空前高涨;另一方面通过研究“中国固有文化”,继承、发展和弘扬传统文化,进而重拾文化自信,重新定义自己的呼声也应运而生。清华国学研究院就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成立了。

作为一个“过渡产品”,清华国学研究院前后仅4年,培养的学生也不过七八十人,但云集了当时学问最好、声望最隆的四位国学大师——梁启超、王国维、陈寅恪、赵元任。这四大导师并不是传统上那类在故纸堆中寻章摘句的老雕虫,而是真正具有国际视野,掌握现代学术方法,堪称学贯中西的大家。他们不但为后世学人开拓了一个更广阔的视野和研究维度,也成就了一个流传近百年的学术传奇。

01.

“一番大整顿计划”

早期清华大学校园。

1922年3月,《清华周刊》登了一则名为《校长派定》的简讯:“董事曹云祥先生兼任本校校长,王文显先生代理副校长,已见上星期四外交部部令,曹先生系哈佛大学理财学硕士,闻此次来掌斯校,有一番大整顿计划……”

彼时,正是清华校长更迭最频繁的时期。自从1918年对学校贡献颇多的周诒春校长遭人构陷离职以后,短短几年,清华已经换了三任校长,其中一位甚至还没到任就被学生拒之校外。

因此,当曹云祥被任命为校长时,全校师生对他寄予厚望,希望他能对清华有一番大整顿计划。所谓的“大整顿计划”便是将清华从一个“留学预备学校”改成一所正规大学。

1909年,美国政府开始向清政府退还部分“庚子赔款”,条件是清政府每年至少向美国派遣100名留学生。为此清政府在北京设立了“游美学务处”负责选派、培养留学生,并将北京西北郊一处荒疏的皇家花园——清华园拨给游美学务处做校址。经过两年的建设,清华学堂正式开学,后又改名清华学校,这就是清华大学的前身。

制定于1914年的《北京清华学校简章》明确规定了清华的定位:“本校以培养全才,增进国力为宗旨,以造就能考入美国大学与彼都人士之同等教育为范围。”

为了让学生更好的适应美国大学的学习生活,清华学校从课程设置,到教学内容,“一切均仿照美国学堂”。课程除中国文史课之外,教师全是美国人为主的外籍教员,教材也是一水儿的美国课本。学生在校学习8年,毕业合格后可以进入美国大学一二年级继续深造。1920年,英国哲学家罗素参观清华学校时,不禁感叹“清华学校好像一个由美国移植到中国来的学校。”

这个评价若是放在民国初年,学校上下大概会把它看做是对清华的褒扬,然而到了1920年,“美国化”严重已成为清华被校内外舆论抨击的靶子。五四以后,科学、民主、爱国的思想成为主流,学界普遍认为:清华培养留美预科生的办法,既不公平也不经济,纷纷呼吁清华改办大学。清华师生也对“留美预备学校”的定位深感不满,纷纷发表文章历数学校“一切仿照美国学堂”的危害,并表示教育不独立,就没有国家的真正独立。

这一时期,中国的大学教育发展迅速,公立和私立大学从民国初年的4所增长到20多所。相比之下,资金充裕、生源良好的清华却一直止步于“中学”程度,这令全校师生深感不满。“清华不改大学,则落于人后,不得并驾齐驱”,成为全校师生的共识。

对于校方而言,推进“改办大学”的理由除了上述提到的几点之外,还有更为致命的经济因素。清华的办学经费来自美国退还的“庚子赔款”,校方测算这笔钱用到1940年基本上就花光了。届时清华如果仍然仅仅是一所“留美预备学校”,而不是一所正规大学,那么将无法在教育界和学术界立足,更无法吸引人才报考。因此,从学校的长远发展看,改办大学是惟一的出路。

1923年9月10日,曹云祥在开学典礼上向全校师生发表讲演,提出本学年的6项计划,其中就包括学校18年计划(1923-1940)及预算、改办大学之次序等。

不久后,曹云祥在《西方文化与中国前途之关系》一文中,为清华发展列出了三大计划:改设大学、筹备大学基金、拟设研究院。

02.

创办国学研究院

1926年,清华国学研究院首届毕业生师生合影。四大导师在前排就座。

其实,曹云祥最初设想中的研究院并不限于研究国学,而是一所与本科教育相衔接的多学科研究所。但上世纪20年代,国内高等教育尚在起步阶段,按照理想状态创办一所多学科研究院,难度很大。对于尚处在转型时期的清华而言,更无法一蹴而就。于是,校方决定,把建立多学科研究所的事往后放一放,先建一所专门研究国学的国学研究院。

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朱洪斌认为,研究院的性质从最初的综合性、多学科,到优先发展研究中国历史、哲学、文学、语言等人文学科,直至最后定位于国学研究院,期间的变化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,除了师资、经费等客观条件制约,也有洗刷清华在近代中国耻辱痕迹,全面提升清华在教育界、学术界地位的考量。

一直以来,清华课程设置过于西化,广受校内外舆论诟病。如前所述,建校之初,清华除中国文史课之外,全部用英文教学。学校对国学课程很不重视,甚至有学生国学课程不及格而西学课程及格,可以毕业,国学课程及格而西学课程不及格不能毕业的规定。

学校对“国学”的态度,直接影响了学生们学习“国学”的热情。发表于1924年的《清华学生生活之面面观》一文描述:“学生过了午课,把西学课交代过后,便觉得这一天的担子全卸尽了,下午的国文课,只好算是杂耍场、咖啡馆。”

五四运动之后,国人爱国热情空前高涨。清华学子不再以“美国化”为荣,他们对学校忽视本国语言文化教育的教学安排十分不满。一篇刊于1920年1月《清华周刊》的文章,向校方发出质问:“吾清华学校非中国之学校乎?我等清华学生,非中国之国民乎?吾校造就我等,非为中国用乎?何于本国国文,轻视忽略,与日俱进,无时而已也。”

基于多方面考虑,曹云祥决定率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