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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25年9月9日，清华学校举行新学年开学典礼。这一年，对“清华”而言是至为关键的一年。因为“清华”正经历着从一所留美预备学校向一所真正大学的过渡。在这个方兴未艾的过渡期，清华出现了一个既不属于留美预备班，也不属于大学部的学术机构——清华国学研究院。
“国学”原本是相对“西学”而言。五四前后，一方面人们对新思想、新科学的热情空前高涨；另一方面通过研究“中国固有文化”，继承、发展和弘扬传统文化，进而重拾文化自信，重新定义自己的呼声也应运而生。清华国学研究院就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成立了。
作为一个“过渡产品”，清华国学研究院前后仅4年，培养的学生也不过七八十人，但云集了当时学问最好、声望最隆的四位国学大师——梁启超、王国维、陈寅恪、赵元任。这四大导师并不是传统上那类在故纸堆中寻章摘句的老雕虫，而是真正具有国际视野，掌握现代学术方法，堪称学贯中西的大家。他们不但为后世学人开拓了一个更广阔的视野和研究维度，也成就了一个流传近百年的学术传奇。
01.
“一番大整顿计划”
早期清华大学校园。
1922年3月，《清华周刊》登了一则名为《校长派定》的简讯：“董事曹云祥先生兼任本校校长，王文显先生代理副校长，已见上星期四外交部部令，曹先生系哈佛大学理财学硕士，闻此次来掌斯校，有一番大整顿计划……”
彼时，正是清华校长更迭最频繁的时期。自从1918年对学校贡献颇多的周诒春校长遭人构陷离职以后，短短几年，清华已经换了三任校长，其中一位甚至还没到任就被学生拒之校外。
因此，当曹云祥被任命为校长时，全校师生对他寄予厚望，希望他能对清华有一番大整顿计划。所谓的“大整顿计划”便是将清华从一个“留学预备学校”改成一所正规大学。
1909年，美国政府开始向清政府退还部分“庚子赔款”，条件是清政府每年至少向美国派遣100名留学生。为此清政府在北京设立了“游美学务处”负责选派、培养留学生，并将北京西北郊一处荒疏的皇家花园——清华园拨给游美学务处做校址。经过两年的建设，清华学堂正式开学，后又改名清华学校，这就是清华大学的前身。
制定于1914年的《北京清华学校简章》明确规定了清华的定位：“本校以培养全才，增进国力为宗旨，以造就能考入美国大学与彼都人士之同等教育为范围。”
为了让学生更好的适应美国大学的学习生活，清华学校从课程设置，到教学内容，“一切均仿照美国学堂”。课程除中国文史课之外，教师全是美国人为主的外籍教员，教材也是一水儿的美国课本。学生在校学习8年，毕业合格后可以进入美国大学一二年级继续深造。1920年，英国哲学家罗素参观清华学校时，不禁感叹“清华学校好像一个由美国移植到中国来的学校。”
这个评价若是放在民国初年，学校上下大概会把它看做是对清华的褒扬，然而到了1920年，“美国化”严重已成为清华被校内外舆论抨击的靶子。五四以后，科学、民主、爱国的思想成为主流，学界普遍认为：清华培养留美预科生的办法，既不公平也不经济，纷纷呼吁清华改办大学。清华师生也对“留美预备学校”的定位深感不满，纷纷发表文章历数学校“一切仿照美国学堂”的危害，并表示教育不独立，就没有国家的真正独立。
这一时期，中国的大学教育发展迅速，公立和私立大学从民国初年的4所增长到20多所。相比之下，资金充裕、生源良好的清华却一直止步于“中学”程度，这令全校师生深感不满。“清华不改大学，则落于人后，不得并驾齐驱”，成为全校师生的共识。
对于校方而言，推进“改办大学”的理由除了上述提到的几点之外，还有更为致命的经济因素。清华的办学经费来自美国退还的“庚子赔款”，校方测算这笔钱用到1940年基本上就花光了。届时清华如果仍然仅仅是一所“留美预备学校”，而不是一所正规大学，那么将无法在教育界和学术界立足，更无法吸引人才报考。因此，从学校的长远发展看，改办大学是惟一的出路。
1923年9月10日，曹云祥在开学典礼上向全校师生发表讲演，提出本学年的6项计划，其中就包括学校18年计划（1923-1940）及预算、改办大学之次序等。
不久后，曹云祥在《西方文化与中国前途之关系》一文中，为清华发展列出了三大计划：改设大学、筹备大学基金、拟设研究院。
02.
创办国学研究院
1926年，清华国学研究院首届毕业生师生合影。四大导师在前排就座。
其实，曹云祥最初设想中的研究院并不限于研究国学，而是一所与本科教育相衔接的多学科研究所。但上世纪20年代，国内高等教育尚在起步阶段，按照理想状态创办一所多学科研究院，难度很大。对于尚处在转型时期的清华而言，更无法一蹴而就。于是，校方决定，把建立多学科研究所的事往后放一放，先建一所专门研究国学的国学研究院。
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朱洪斌认为，研究院的性质从最初的综合性、多学科，到优先发展研究中国历史、哲学、文学、语言等人文学科，直至最后定位于国学研究院，期间的变化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，除了师资、经费等客观条件制约，也有洗刷清华在近代中国耻辱痕迹，全面提升清华在教育界、学术界地位的考量。
一直以来，清华课程设置过于西化，广受校内外舆论诟病。如前所述，建校之初，清华除中国文史课之外，全部用英文教学。学校对国学课程很不重视，甚至有学生国学课程不及格而西学课程及格，可以毕业，国学课程及格而西学课程不及格不能毕业的规定。
学校对“国学”的态度，直接影响了学生们学习“国学”的热情。发表于1924年的《清华学生生活之面面观》一文描述：“学生过了午课，把西学课交代过后，便觉得这一天的担子全卸尽了，下午的国文课，只好算是杂耍场、咖啡馆。”
五四运动之后，国人爱国热情空前高涨。清华学子不再以“美国化”为荣，他们对学校忽视本国语言文化教育的教学安排十分不满。一篇刊于1920年1月《清华周刊》的文章，向校方发出质问：“吾清华学校非中国之学校乎？我等清华学生，非中国之国民乎？吾校造就我等，非为中国用乎？何于本国国文，轻视忽略，与日俱进，无时而已也。”
基于多方面考虑，曹云祥决定率先